云南地处祖国边疆，是一个有着26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聚居省份。云南省历史上就是“老、少、边、穷”地区，全省土地总面积38.4万平方公里，山区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94%。至今很多地方交通仍非常不便利，贫困问题依然凸显，特别是边境和民族贫困问题依然严峻，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依然庞大，有着73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国要在建党一百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扶贫与脱贫被确立为2015年至2020年必须完成的国家战略。笔者2015年2月至2016年3月由云南省文化厅选派为丽江市永胜县新农村指导员，永胜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在工作期间走访调查了很多村寨农户，开展文化系统扶贫工作，以一个博物馆人的视角看到了老百姓们的需求和困惑，以及很多现实中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云南的很多县份尚未建立博物馆，大部分山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群众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到博物馆内参观学习，很难享受到党和国家提供的各项公共文化服务。对于类似昆明、大理等城市里的青少年而言，他们可以很方便地在博物馆的知识海洋里遨游。但对广大山区青少年们而言，能有机会参观博物馆，亲眼目睹和触摸他们生活的土地上的先民们所使用过的器物，这是一个连想都不敢想的奢求。

以笔者去年挂职开展扶贫工作的东山傈僳族彝族自治乡牦牛坪行政村、六德傈僳族彝族自治乡双河行政村为例，两个村人口中彝族和傈僳族占大多数，最高海拔3000多米，有着连片的高寒山区，从解放前至今有些村子里从未通公路，都是崎岖的悬崖边上的危险的土路。由于交通不便，这里通信之闭塞、思想之落后令人瞠目。先前党和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专项资金用于扶贫，但仅靠资金帮扶解决不了本质问题，多年来贫困一直在这里延续着，其原因按照国际知名专家R.讷克斯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模式分析 ，可有如下解释：

生活于贫困境况中的人们,从小就受到贫困负能量的熏染,缺少向上的动力,周围环境的影响使他们难有取得较高成就的动机。较少的受教育机会,和较低的受教育层次,致使他们在就业时竞争力薄弱，从而进一步导致他们只能从事低收入职业,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偏低的职业收入和较低的社会地位会使他们难以改变贫困的现状，这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使得贫困地区的贫困程度不断加深。

在真实的基层社会，若非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一些家长的想法就是让孩子小学毕业以后就出去打工，这使很多孩子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那些能够上学的幸运的学生们当中，也有许多孩子的求学过程极为艰辛，从家里走到学校要走6-8个小时的山路。为了方便青少年们读书，学校便实行寄宿制管理，星期五提早放学来方便路远的青少年走回家。学校里大部分青少年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更别提有机会来省城参观博物馆了。类似于丽江永胜县东山乡的这类情况在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多。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到：“扶贫先扶智，不要让贫困地区的青少年输在起跑线上”。

之前，云南省博物馆曾开展了一系列的送展览下乡的惠民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很受老百姓们欢迎。但由于大都采用图片展板的方式，仅对于乡镇师生来说，这个展览的收获较大，然而对于其他大部分观众们而言，则仅仅局限于了解这一块块展板所展示的事情本身。况且真正住在深山的老百姓一般不会主动走很久的山路来乡镇看展览，即使观看了展览也没有很强的冲击力和参与体验感，活动结束回乡之后影响甚微，没有从思想上发生根本转变。可见，单纯的送展览下乡对于推动偏远山区老百姓们的真正脱贫致富的成效的确并不显著。

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含义深刻的话：“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他认为，这种社会的、文化的或心理的因素经过长期积淀后，就会形成落后的心态和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式、价值取向，进而形成顽固的文化习俗（或生活习惯）与意识形态（或理念），即贫困文化。所以，贫困地区文化、思想、眼界等软实力跟不上，一切扶贫行为都将受到极大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化设施大多集中在城市，文化在城市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实践，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由于客观条件不允许，接受文化资源相对滞后很多，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整体提升。其次，农村地区除了文化资源的缺乏，教育资源、医疗卫生资源都与城市差距极大。这些青少年是未来建设山区的主体，因此有针对性的文化扶贫是极为紧迫的。

2016年6月，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召开全国文化精准扶贫工作视频会议，研究部署“十三五”时期文化精准扶贫工作，实现到2020年，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文化资源平等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今，精准扶贫已经成为全国上下最核心的工作。作为边疆地区，贫富差距极大的云南具有的较大规模的综合性博物馆只有云南省博物馆。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实现“文化公平”是当今社会对文博人和博物馆学提出的极为紧迫的新挑战。面对急需完成的文化、智力扶贫任务，如何更好的发挥我馆的全省领头羊以及公共文化辐射作用，博物馆在现行体制下又应该如何积极作为？

孩子们在省博物馆参观。

过去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对于财政无法负担的博物馆日常开放管理费用，博物馆采取收费的形式，观众购买门票后方可进入博物馆参观，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民群众来到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博物馆里进行的参观、欣赏、学习等活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国家财力的不断富强，2008年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文《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中宣发[2008]2号），通过给予博物馆一定的免费开放经费，正式宣告了全国博物馆的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在免费开放之前，云南省博物馆参观群体以专家学者、大学生等知识分子群体以及来昆明旅游团队为主，来馆参观人数不多，参观群体有着很强的专业或目的针对性，并且这部分群体有着一定的文化素养和经济基础。而免费开放以后，更多的城市居民、监狱、部队、特殊关怀群体以及广大的农村地区群众们得以来到博物馆，免费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带给他们的益处。

可以看到，昆明城郊农村乡镇和省内其他自治州、市的城郊的农村人群们，由于城市化的不断深入，他们的农民身份发生转变，开始融入城市生活，主动进入博物馆参观、欣赏、学习。博物馆、纪念馆的免费开放，不仅仅降低前来参观的经济门槛，并且更大范围内接纳不同的社会群体（尤其是经济收入较低甚至没有经济收入的公民）接受文化教育，更重要的在于它是政府提供给老百姓们的一种文化福利，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文化的积极性。观众朋友们不需要支付原来昂贵的票价，参观博物馆的热情程度明显提高，吸引了很多之前不了解、也没有进过博物馆的人们来参观学习。云南省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于2008年实行了免费开放，每年财政专项补助资金500万元，国家财政拨款可应对云博免费开放以后的运转经费补助、陈列布展补助、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补助、对自行免费或低票价开放的后的支出。

在总书记扶贫必扶智、阻止贫困代际传递这一指导思想的引领下，结合相关免费开放经费政策支持的实际情况，要想使脱贫致富真正长久，必须要给当地贫困的各族同胞们带去新观念、新知识、新思想，而且必须要向山区青少年群体更多的给予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倾斜。这样做益处良多，首先，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山区发展的基石。山区青少年们还处于身心发展的最关键时期，他们同样有自己的“中国梦”：他们的梦更为朴实，能有机会走出大山，到书本上的城市里看一看，来到课本上才能见到的博物馆、图书馆参观学习，打开思维、开阔眼界，找到自己的理想，努力求学上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乡变得更富裕。其次，他们在公共文化服务中会学习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体验自然和文化，使他们增强民族自豪感、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提高素养，放飞他们的梦想。再次，部分山区青少年的文化素养提升会在他们所居住活动的地方起到很好的带头模范作用，影响更多的乡、村一级的人民群众，间接的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就像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说的那样：“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

在总书记“扶贫先扶智”这一前瞻务实的理论指导下，馆领导们经过多次开会学习、讨论、研究，决定发挥云南省博物馆免费开放优势：博物馆不应被动的等待客人上门，而应主动出击，让云南偏远山区的人民也可以像城市市民一样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带给他们的饕餮盛宴。领导班子开会决定，使用一部分免费开放奖励经费用于组织贫困地区的优秀山村老师和青少年们来省博物馆直接观看，用最高礼遇接待山区的朋友们，使他们享受到他们本应该能享受到的公共文化服务。前期先以国家级贫困县丽江市永胜县作为试点，在极为贫困的东山傈僳族彝族自治乡、六德傈僳族彝族乡选出36名家庭特别贫困、品学兼优的山区学生（部分是孤儿，2年级到8年级，大部分孩子是少数民族，很多孩子连永胜县城都没有去过）和4名山区教师（都是彝族和傈僳族老师），开展了主题为“走进云博，放飞梦想”的为期4天3晚的博物馆冬令营。

首次活动开始于2016年1月26日——28日。由博物馆派大巴车到永胜县搭载山区老师同学们到昆明，安排好食宿。几天的时间里，活动参与者除在云南省博物馆参观展览、参加儿童体验活动、观看科教电影外，还参观了云南民族博物馆、云南省图书馆、陆军讲武堂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特别是体验了为他们精心设计的儿童教育活动。在看文物、参加活动的同时也了解了本省、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领会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同学们在省博物馆里学到了他们在课堂里学不到的东西，饱览了人类文明发展成果，放飞了他们的梦想，健康快乐地成长。活动结束后，青少年们收获的是一份快乐和自信，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刻苦奋斗，长大以后为自己的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在选拔冬令营营员的过程中，博物馆充分考虑了青少年们的年龄及心理结构（从义务教育阶段的二年级到八年级）。这批少年正处于放飞梦想的阶段，并且通过活动完成了个体成长历程中社会角色的认知学习，通过博物馆的教育获得了与山区环境不同的社会认知，这对他们未来成年后的健康发展是大有裨益的，他们获得了更为主动的自觉意识和思考能力，对社会现象的认知理解也更中立客观；因为放飞了梦想，他们对自己人生的规划表现的也更积极主动。这次云南省博物馆为这批特殊的小客人精心安排，让互动和体验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升华。

云南省博物馆以文化扶贫作为切入点的博物馆社教活动在国内属于首次，各级部门及社会舆论报道都对此次活动赞誉有加，就活动的效果和人民群众反馈来说，这类活动在文化界有值得推广的意义。其本质不在于教化，而在于启蒙。首先，将文化、教育资源倾斜配置到贫困地区，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因为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作为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对于每一位公民都是均等的，而且博物馆作为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公共服务机构，本身就肩负着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中心任务。文化部部长雒树刚提出了关于“十三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雒树刚表示,“十三五”时期将实施“一个工程”,构建“四个体系”。四个体系的第三条便是抓内容建设,为贫困地区送去优秀的文化产品,包括发掘当地文化资源,使群众既创造文化又享受文化，而云南省博物馆这次创新之举便是从老少边穷山区群众享受平等的公共文化资源这一思路去实施探索的。

其次，自实行免费开放政策以来，国家文物局对于实行免费开放博物馆每年都有一部分奖励经费，目的就是完善我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履行教育功能，发挥博物馆和纪念馆作为公益性文化机构的社会价值。免费开放后的博物馆不是被动的坐等观众上门，而是让那些之前没有条件来的人民群众们，特别是那些处于身体和智力发育时期的山区青少年们能真正有机会被请进博物馆里参观、学习和感受，让博物馆真正地服务山区，服务边疆，服务人民大众，真正体现博物馆免费开放的价值。

再次，今年召开的全国文化精准扶贫工作视频会议中明确指出了利用资源、发挥优势的思想。文化扶贫，关键还是要利用好现有的文化优势，我们不能舍本求末，只有培育一批能带动群众长期稳定增收的优势特色文化产业，培养一批能扛鼎贫困地区文化教育的优秀文化人才，才能真正大力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让文化的种子在贫困地区生根开花、结出丰硕果实。而带领贫困山区的青少年们来到昆明，老师和同学们可以在看文物的同时了解云南的历史和文化，能够在省博物馆里学到他们在课堂里学不到的东西，临别之际，每个青少年们心中已经刻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时刻激励他们努力刻苦学习本民族的文化知识，早日成才报效祖国，回报家乡。

博物馆作为一个公益性文化机构，不单单是昆明青少年们的博物馆，而是全省人民的博物馆，这是云南省博物馆首创的试探摸索。博物馆在做公共文化服务的时候，希望能够在我馆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云南省博物馆最优质的文化资源向没有条件的地区和群体覆盖，让公共文化资源也可以惠及到他们身上，这也是省博物馆的责任和使命。文化均等，文化扶贫承担的是广大山区贫困群众渴望走出大山，了解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了解外面更广阔的世界，真正地帮助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的责任。秉承着这一重大责任，针对山区青少年的社教活动将会持续进一步开展。

孩子们的社教活动。

之前在博物馆界特别是在英国普遍认为：博物馆与观众的关系不应该是施教者与受教者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互动的关系。云南省博物馆组织这次针对山区老师和山区儿童的冬令营，不管是从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深化研究还是深化开展来说，都是一次新的突破。这是博物馆界参与国家战略的新途径、新方法。云南省博物馆全体员工在此呼吁把这种社会教育工作列为常态化、规模化开展的利国利民的公共文化服务工程。

距离建党一百年时实现全民小康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中西部省份的扶贫形势也越来越严峻。文化扶贫承担的是广大山区贫困群众渴望走出大山，了解自己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了解外面更广阔的世界的责任。从思想上带动人民群众才能真正的帮助人民群众脱贫致富，虽然短期效果（显性）不明显，但它造福的是几代人。这个责任十分重大，希望此次活动对其他省份博物馆参与国家扶贫工作有所借鉴，有所参考。就活动而言，全馆上下给予“最高礼遇”的接待，活动的选择都是结合文化系统特色、智力扶贫和技能培训的特点，让山区青年们在这里一同参与、学习、欣赏博物馆本该提供给他们的文化均等服务。从博物馆社会教育的角度，国内博物馆之前开展的社会教育活动，往往只会出现活动单一，时间很短的“短期效应”，不能对受众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次活动有效的改变了上述的弊端。博物馆精心安排下的各类体验，在很短的期间里利用博物馆的藏品和社会教育工作，让老师和学生们的知识体验得到了重点的加强，理论与实践实现了有机结合，激发了青年们刻苦学习文化知识的不竭动力。

最后，应该把送展下乡和此类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因为博物馆不应被动地等待客人上门，被动地等待国家拨款来维持馆内运转。云南省博物馆是一个积极进取的集体，看到山区贫困的现状主动思考，让云南偏远山区的人民也可以像城市市民一样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带给他们的文化大餐。此前，大部分山区青少年连县城都没去过，通过参加这次的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山区老师和青少年们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并且朝着实现自己的“中国梦”更近了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活动真正的意义在参加活动的山区青少年们的未来一生的发展会有体现（隐性），博物馆将会持续跟踪调查。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山区老师和青少年们已把这类开阔视野的经历带回大山，把祖国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带回了山区学校，带回了千户村寨，更多山区同学也受到了他们的感染，努力刻苦学习，更进而实现了贫困山区群众民族文化历史等习惯培养的反哺。

同时笔者也进一步思考，这类利国利民的文化扶贫工作未来是否能委托有资质的、经常接待师生团体活动的旅行社等相关机构去实施，或者尝试通过由政府和当地博物馆主办，旅行社承办，政府负责规划布局整体活动并做好全程的安保和宣传，博物馆方负责制定活动方案及选拔人员、青少年们等一系列工作；或者在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让东部优质的文化资源更好地辐射到广大的西部地区，顺应优化文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的国家扶贫战略，早日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